家庭團聚，移民落地生根

家庭團聚的大門一開，土裔移民在人數上便日益壯大，也促使原本隻身來到德國打拼的第一代勞工改變居住地點，由工廠附近的員工宿舍漸漸往市中心挪移，畢竟工廠宿舍已無法滿足家庭需求。同時間，由於住屋市場對外國人的歧視，致使外籍勞工大多居住在德國人不想居住的地點。

這些地點因而逐漸演變為移民集居地，形成文化和宗教獨特的聚落[4]。在德國許多移民比例高的大城市中，皆可見到這樣的移民社區，如柏林的十字山區（Kreuzberg），便是歐洲著名的土耳其裔集居之地，素有「小伊斯坦堡」之稱。

文化衝突漸成社會焦點

隨著移民聚落產生，土耳其勞工第二代在德國相繼出生、長大、入學，原本只是過客的短期勞工，在這時也就正式轉變成和德國人在同一塊土地上長住的居民。在這樣的共同生活中，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逐漸顯現，許多原本被隔絕在主流政治和社會視線外的種種問題，也跟著一一浮上檯面。 其中在德國引起廣泛爭議的，便是伊斯蘭社會中的男女性別角色、移民子女的德語能力及教育問題、媒妁之言的強迫婚姻以及榮譽謀殺等等與德國民主價值極度不相容的案例。這些極端案例經過媒體大肆報導，不但使「土耳其人 = 移民 = 伊斯蘭 = 問題來源」的刻板印象深植人心，也使土裔人士在德國社會的融合議題中，經常首當其衝地成為眾人檢視或抨擊的對象。

 

 

土裔社群的多元面貌

事實上，土耳其社群內部由於不同的宗教、種族、社會條件、教育水準等因素，本身即是一個多元而分歧的群體，實在難以一言以蔽之。而土耳其作為一個幅員遼闊[5]，涵蓋不同種族、文化、宗教的國家，這樣紛雜的特性當然也具體而微地顯現在德國境內的土國移民群體身上。 就族裔而言，德國境內持土耳其護照者，除了土耳其裔之外，還包含了庫德族、亞賽拜然族、克林姆韃靼人、哈薩克族、維吾爾族和雅茲迪人等土耳其的少數族裔[6]；就宗教信仰而言，則大多為穆斯林，其中最多為遜尼派，再來是阿列維派，什葉派則為極少數[7]；就移民者的身份而言，則有移工、學者或專業技術人員、家庭依親或受政治迫害者等等出於不同原因而來到德國的人，他們的生活經驗和生命歷程也可能極為不同。 此外，移民者由於來自土耳其各個不同區域，自然也將自身不同的生活形態和文化傳統帶入德國。例如：來自安納托利亞偏遠鄉村的移民，其生活形態可能相對傳統、保守，而來自伊斯坦堡都會區的移民，生活形態和思想則可能較為開放。而這樣不同的生活形態，也可能會影響他們在面對西方文化時所採取的態度。 這種種不同的背景，皆使德國的土耳其社群有如一道光譜，光譜上的色彩往往是以「國籍」為單一參考因素的數據所無法完全呈現的。而媒體極端案例的片面報導，不但強化了光譜兩極的刻板印象，也經常讓在德國土生土長，能說流利德語的土裔人士感到被標籤化的困擾。

 

 

移民五十載，土僑已成德國一部分

自1961年第一批土耳其客工由伊斯坦堡抵達慕尼黑以來，土耳其移民在德國的歷史已走過了五十多個年頭。他們曾是德國六、七零年代經濟奇跡重要的幕後功臣，許多重要產業和建設，當年都有賴他們的參與才得以興旺。BMW的生產線上一度曾有90%都是外籍勞工，其中大約四千位來自土耳其。若當年沒有大量外籍勞工的投入，BMW恐怕早已陷入癱瘓[8]。 土裔族群如今早已是德國人口結構中穩定的一部分，經過幾個世代的傳承，現今在文學、影視、政治、體育、學術等各個領域中，皆可見到土裔人士不同於第一代移工或旋轉烤肉店老闆的面貌呈現，如：現任綠黨黨魁的Cem Özdemir、德國國家隊球員Mesut Özil、導演Fatih Akin和作家Hatice Akyün等人都是絕佳的例子。

 

相較於第一代移民先鋒，出生和成長於德國的年輕一代，掌握了較佳的德語能力和文化資源，透過教育的梯子向社會上層發展。他們一方面認同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德國在地身分，另一方面卻也同時保有長輩流傳下來的祖籍文化，這樣的特質使他們以一種獨特的雙重文化視角來面對自己的身分和存在。在許多德籍土裔創作者（如：導演、編劇、作家、設計師）的作品中，皆能經常見到這種雙重文化視角的展現。他們的作品也因此成就了一種兼具德國和土耳其元素，卻又不同於兩國傳統創作的特殊類別。

不論透過文學、電影、藝術或是政治參與，德國的土裔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和生活。未來，我將在土女時代分享更多他們的故事，期望透過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視角，呈現出他們豐富的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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