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更新與版面整理
事件背景說明
知名觀光景點塔克辛(Taksim)旁的「蓋齊公園(Gezi Park)」,在2013年引發近年最受注目的一波反政府抗議事件。最初僅是針對政府計劃將蓋齊公園改建為商場而起的環保抗議,但因為警察對抗議者的暴力鎮壓,把民眾對於政府執政走向不滿的情緒激出爆發,最大的抗議點是將世俗化的土耳其轉向伊斯蘭與保守主義,在此之後土耳其人民也走向分歧的兩種聲音,歧見加深。
2013年9月的時候,台灣部落客Emery在痞客邦上寫了這篇關於土耳其在2013年五月底開始的保護蓋齊公園因而衍伸的全國抗議行動的詳細分享。以時間軸的方式,完整紀錄了從2013年5月28日保住蓋齊公園運動到6月18日土耳其各地開始的「站立人」無聲抗爭,已經忘記土耳其有史以來最大的抗爭行動的各位可以再回頭看看當年發生了什麼事。Emery認為,這項抗議運動在當年六月多時已經進入尾聲。
站立的人(The Standing Man)
2013年6月17日晚上六點,當大家認為抗議活動要漸漸被遺忘、正準備打包回家吃晚飯的時候,身為表演藝術家和老師的埃爾丹・袞杜茲(Erdem Gündüz)把背包放在腳邊,在廣場直勾勾地盯着阿塔圖克文化中心的方向靜靜站着。文化中心上頭掛著土耳其國旗以及一面國父凱末爾的巨大肖像。他在那裡站了很長一段時間,期間左圖這張背影被轉發到社群媒體上,他身旁從多了一個一起站立直盯前方的人,到變成一群人。之後他累了便先行離去,警方發現人群變多,警告了他們,但因為他們啥也沒做所以也不能強制逮捕或驅離。這種和平抗議影響了土耳其其他城市之後的抗議,為和平抗議形式帶來新的火花,其中也包括拿着書本站立抗議。
Erdem之後各地響應的站立人無聲抗議
保護蓋齊公園為何會如此重大?因為這項運動從原本的50名環保人士要保護伊斯坦堡最後一塊綠地衍伸成不分黨派、不分階層、不分性別、不分職業、不分支持的足球隊伍(這個對土耳其人來說可是非常重要),從左翼到世俗、自由、民族主義者都站在反政府的一方,工會全國罷工兩日(當時埃爾多安正在國外出訪),加拿大溫哥華、英國倫敦、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世界各大城市的土耳其人也在當地社區聚集聲援,即使土東等各保守省份為大宗還是支持着埃爾多安,也信誓旦旦地向他們的總理(當時埃還是總理)表示他們願意為他而死,以土耳其總數7千快8千萬的人口來說,埃爾多安及其執政方絕對激怒了上千萬人-從打算砍掉伊斯坦堡的那棵樹開始。
「最少三瓶啤酒」,諷刺埃爾多安「每個家庭最少三個孩子」的呼籲以及晚上10點到早上6點間的酒類販賣禁止令。
Emery做過的統整,我就不再贅述。蓋齊公園本來就是一個伊斯坦堡民眾遊行、集會的的廣場。2013年土耳其政府決定要把這個公園改建成購物商場之後,所有對政府的不滿一下子傾洩而出。先不論伊斯坦堡是否還需要綠地或是都市更新,當一個民眾集會的重要地點在沒有經過審慎評估的情況下就要被徵收蓋一個購物百貨,其背後的目的早就讓人懷疑。就算最後政府終於讓步要舉行公投決定公園去留,抗爭之後仍然持續著的社群網站禁令以及律師記者接連的入獄,還是讓埃爾多安的目的幾乎現出原型。在抗議者心中,埃爾多安儼然成為了一個法西斯。
執政黨AKP曾企圖模糊焦點,稱這些女性抗議群眾在當時受到反對派激進份子的攻擊才出來抗議
埃爾多安的對面,站着塔克辛獨立運動團體、環保人士、社民黨、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凱末爾激進派、女權主義者、LGBT、庫德人、自由派、民族主義者、反資本主義派、土耳其作家聯盟、土耳其記者協會、土耳其醫療協會、土耳其工程與建築聯合工會、伊斯坦堡酒吧協會、教師公會、土耳其貿易進步聯盟、土耳其工人聯盟、土耳其3H行動(3H指三項自由包括經濟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土耳其三大足球隊伍的聯盟。埃爾多安可以把他們一律視為妨礙土耳其進步的極端份子甚至恐怖組織,但我想一個好的執政者,應該要相信全體人民都希望國家富強的心,當在野黨之間甚至兩個世仇隊伍之間竟然能夠停止惡鬥聯合向一個政府抗議,問題也許就不是把自己的鐵桿支持者召集起來辦一個更大的造勢活動告拼場面就可以解決的。
伊斯坦堡足球代表隊(貝西克塔斯)俱樂部民眾,用挖土機追逐並威嚇警車
貝爾金・埃爾萬(Berkin Elvan)1999-2014
然而當年抗爭趨緩的6月18號,真的進入了尾聲了嗎?同年6月16日,伊斯坦堡街區仍然在抗爭,警方仍然在向抗議群眾丟催淚彈,其中一個鋼瓶不幸砸中14歲的貝爾金,當時他只是想出門買個麵包。當年該街區的監視器影片被調出,雖然還是難以看出事發現場的真實狀況,但警方拿槍在街角等待、以及路過民眾快步避開、仍然試圖維持日常生活的畫面,都顯示土耳其人似乎已經習慣了警方與抗議群眾在街頭發生的衝突。
貝爾金死去當月,希臘街上出現了這樣的海報:貝爾金的畫像(左)與2008年在雅典暴動時遭到警方殺害的15歲孩子Alexandros Grigoropoulos(右)
當時被鋼瓶砸中受了重傷的貝爾金被送往醫院,於269天後、隔年3月11日死去,在這269天中,他的體重從45公斤掉到16公斤。他的死再次引起土耳其各地抗爭延續,而同一段時間,當時還是總理的埃爾多安和執政黨內官員才被爆出貪汙事件,讓土耳其民眾更加憤怒,而「埃爾多安甚至以一張來路不明、蒙面的少年照片聲稱貝爾金其實是恐怖份子組織的一員」。這段幾乎等於汙衊的言論,讓貝爾金的父母仍在處理喪子之痛的同時,更是無言以對,也讓政府和民眾的對立雪上加霜。
貝爾金・埃爾萬的死在2015年3月即將屆滿兩年,他遭到催淚流彈攻擊將在6月屆滿3年。為了討回公道並找出誰該負責,他的父母自事發後與欲幫助他們的律師和民眾在網絡上以#BerkinElvan之名創建了一個部落格,該部落格卻已在2015年4月1日星期三停擺。最後一篇由貝爾金的父母親薩米(Sami)和古孫姆(Gülsüm)署名、標題為《我們一家的最後聲明》文章,在此把大意分享給大家。
著名詩人阿索克・維瑟爾(Aşık Veysel;土耳其吟遊詩人)曾說過:「羊與狼一起遊歷,想法也會跟着改變。」不管彼此多麼了解,我們都不可能對一件事情有相同的意見或感受。由於心意不同,看事情的角度與想法從一開始就會不一樣。貝爾金被流彈擊中然後死亡、在他之後死去的年輕人,都是這樣的事情。我們會永遠記得那些與我們一起分擔痛苦、因為不公不義支持着我們的人。同時,我們也沒辦法再尊重其餘的人對我們的傷害。沒有互相尊重的關係,貝爾金、傑蘭(Ceylan)⋯⋯(共九位因抗爭衝突不幸喪生的人)他們變成了政治工具,每一個死亡等於一個新的炒作。我們列出了這些名字,但名字死了就過去,還是孩子、還那麼年輕,卻沒機會主導自己的生命。
已經夠了。我們沒有好好把貝爾金撫養長大所以每日流淚,你們在別人流淚的時候依然等待着下次機會好進行鬥爭。不論是不是議員、左翼或右翼、執政或在野,你們都一樣。
這段人生很痛苦。當你們需要,我們就把孩子們、愛人們、父親們、母親們送入土,作為你們的政治手段。總理、總統、非營利組織、媒體、政客們、既得利益者們,請離我們遠點。若你們之中有誰能帶回我們的孩子,請趕緊與我們聯繫,我們願意做任何事。可是你們之中有人能夠帶回我們的孩子嗎?沒有,不是嗎?閉嘴吧,貝爾金已經死了。我們每天每天也一再死去。我們也早已不存在了。
如果起訴與開庭繼續的話,我們會自己處理。我們不需要任何法律支援。因為沒有人了解我們的傷痛。我們將會繼續像以前一樣出庭,並且只接受失去孩子的家庭與父母與我們一起出席。最終什麼都不可能帶回我們的兒子。我們唯一的目標是讓孩子不要再死去、其他的母親不要再有機會哭泣。至今有上百人因為貝爾金被拘留、調查、被逮捕、開除。夠了。
不要有人再受傷了。
你有什麼意見、信仰是什麼;你的地位在哪、你是誰,這些根本不重要。
不要有人再受傷了。
我是Gülsüm Elvan,我是 Sami Elvan。這是我們最後的訊息。
我們不會忘記、我們不會原諒。
赫蘭特・丁克(Hrant Dink)1954-2007
赫蘭特・丁克,亞美尼亞裔記者和專欄作家。知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是他的好友。在蓋齊公園抗議期間也被再次提出。
抗爭期間的庫德語海報:為了赫蘭特、為了正義。
他生前一直堅持奧斯曼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期間亞美尼亞人曾遭到帝國屠殺,結果在07年在伊斯坦堡被暗殺,身重兩槍不治。暗殺他的是一名才17歲的男孩,經過調查,男孩是個土耳其民族主義者。
參加赫蘭特葬禮的人都高舉土耳其語、庫德語、亞美尼亞語所做的標語「我們都是赫蘭特,我們都是亞美尼亞人。」
抗爭從未遠去
2013年蓋齊公園引發的各種形式、各種議題上的人民抗爭,至今有一大部分都還沒有解決。而抗爭為我們留下的除了這些帶解決的問題外,還有因為此次抗爭所引發的土耳其各年齡層的關注而留下的思想痕跡。目前蓋齊公園已經綠化了。
在保護蓋齊公園抗議營裡,每個陣營有自己的範圍,和平共存、一起向政府發聲;生活機能也被標示在地圖中。
公園保住了,可人民勝利了嗎?埃爾多安從不道歉,他的官員在SOMA事件和安卡拉火車站2015年十月十日發生的首都爆炸事件被記者問到有沒有思考過解職或是辭職以示負責時,僅僅哼笑了一下,彷彿記者在問什麼蠢問題。17歲的少年在網絡上以匿名的方式羞辱了埃爾多安目前在牢裡、網絡上看不到埃爾多安本人對貝爾金一家有所慰問。還好埃爾多安不在台灣,不然我們每個人大概都入獄過。八仙時若總統沒表達難過,還說死者都是恐怖份子的話,他大概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邏輯上來看官員辭職確實並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然而當民眾找不到一個宣洩出口、一個負責對象時,官員可以不用被犧牲,也該有點同理心有起碼的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