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Ankara）我家附近，有一个市集，每周二和周六是菜市场，而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日则摇身一变，成了骨董与二手商品市场。骨董市集琳瑯满目，常见的有一九七○、八〇年代的家用品，锅碗瓢盆、老式电话、转盘唱片机、黑胶唱片、照相机、灯具、玩具、画作、相框、海报、底片与旧照片等。有一次，我在翻看那些泛黄的照片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张特别的明信片。
那张明信片的背面，钢笔字迹已经由黑褪成灰，上面写着：“值此佳节，从我内心深处祝福欧克泰一家快乐成功，并请（为我）亲吻孩子们。蕾拉敬上。”正面则是伊尔马兹・古尼（Yılmaz Güney）被捕时戴着手铐的照片，这张明信片瞬间唤起了我尘封的记忆。
伊尔马兹・古尼（Yılmaz Güney）
1937－1984，库德裔土耳其演员、导演、作家、诗人，曾卷入多起政治、谋杀罪入狱，争议不断，却是首位拿下坎城金棕榈奖的土耳其导演。
Yılmaz Güney (cropped), Fair use,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看过的第一部土耳其电影，就是古尼执导的《自由之路》（YOL），那是读大学时，在台北金马国际影展观摩场看的一部片，现在已想不起当初为何选这部电影，也许是热门片买不到票，也或许是被那三个简单的英文字母“YOL”所吸引。谁能料想，那部电影之后，我的人生会出现一位土耳其男人，我们在美国相遇、相知，携手走在人生崎岖难行的道路上。
旧货摊老板一看我是外国人，便热情推销：“这个古尼在我们土耳其可是鼎鼎大名的作家、演员、导演，他是共产主义者，是列宁主义信徒呢！”
《自由之路》留给我极深的印象，故事讲述接近节庆之时，五名服刑中的囚犯因表现良好，获准回家探亲一周，节后再返回监狱。当时我边看边纳闷，这是什么奇葩国家，犯人竟能回家过节？
YOL在土耳其语中意指“道路”，但片中角色们的人生之路，受制于家庭、教育、社会与意识形态，几乎毫无选择可言。导演古尼说，剧中角色皆来自他身边的真实人物。原始剧本有十一名囚犯，因预算限制缩减为五人。中文片名《自由之路》实为一种反讽，却也恰好写照了古尼一生的历程。
他出身于库德族工人家庭，成长于南方棉花产地阿达纳（Adana），高中时在电影院打工送片，后来考上伊斯坦堡大学，但经常旷课看电影。他高中时便开始在报上发表诗作，风格左倾。进入影坛后，用摄影机描绘基层百姓的劳苦现状，被当局视为共产主义喉舌，入狱成了常态。
《自由之路》的剧本即写于牢中，他无法亲自执导，初由他人代拍，但他不满意。后来由长期伙伴谢里夫．格伦（Şerif Gören）接手才完成拍摄。更戏剧化的是，古尼竟成功越狱，带着拷贝逃往瑞士，后来在巴黎完成剪接与后期。
《自由之路》在1982年坎城影展荣获金棕榈奖（Palme d’Or），是土耳其首度获此殊荣，且由评审团一致通过。尽管荣获大奖，在当时军政府专政下，片子被禁播，因为片中有库德语、提到库德族独立等敏感内容，禁令长达17年。片中配乐由知名音乐家祖鲁夫．利瓦内利（Zülfü Livaneli）操刀，他为躲避政治迫害，还用了化名。
以下为IMDB内坎城影展的照片
我以15里拉（约50美分）买下那张明信片。为什么蕾拉会用古尼戴手铐的照片作为贺卡？我丈夫说，在1980年代，报摊常卖这种照片，有人卖，自然有人买。蕾拉为何购买？也许她是库德族，当时库德语遭禁（就像昔日的台湾，在学校讲台语会被罚款），她或许藉这张照片表达无声的抗议。又或者她不满军人专政，用照片作为政治声明。在那一刻，古尼俨然成为土耳其的切．格瓦拉（Che）。
古尼在得奖后两年即因癌症病逝于巴黎，享年47岁。他的一生，比起他所拍的电影，更加戏剧化。
《自由之路》的故事其实还未结束，生前，古尼与瑞士制片公司为片权归属争执不休；死后，他的遗孀更与制片公司对簿公堂。期间制片公司宣告破产，让诉讼变得更加复杂。
电影梦，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真难。（寄自纽约）
附注：本篇转载自 世界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