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团聚，移民落地生根

家庭团聚的大门一开，土裔移民在人数上便日益壮大，也促使原本只身来到德国打拼的第一代劳工改变居住地点，由工厂附近的员工宿舍渐渐往市中心挪移，毕竟工厂宿舍已无法满足家庭需求。同时间，由于住屋市场对外国人的歧视，致使外籍劳工大多居住在德国人不想居住的地点。

这些地点因而逐渐演变为移民集居地，形成文化和宗教独特的聚落[4]。在德国许多移民比例高的大城市中，皆可见到这样的移民社区，如柏林的十字山区（Kreuzberg），便是欧洲著名的土耳其裔集居之地，素有“小伊斯坦堡”之称。

文化冲突渐成社会焦点

随着移民聚落产生，土耳其劳工第二代在德国相继出生、长大、入学，原本只是过客的短期劳工，在这时也就正式转变成和德国人在同一块土地上长住的居民。在这样的共同生活中，兩者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显现，许多原本被隔绝在主流政治和社会视线外的种种问题，也跟着一一浮上台面。 其中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议的，便是伊斯兰社会中的男女性别角色、移民子女的德语能力及教育问题、媒妁之言的强迫婚姻以及荣誉谋杀等等与德国民主价值极度不相容的案例。这些极端案例经过媒体大肆报导，不但使“土耳其人 = 移民 = 伊斯兰 = 问题来源”的刻板印象深植人心，也使土裔人士在德国社会的融合议题中，经常首当其冲地成为众人检视或抨击的对象。

 

 

土裔社群的多元面貌

事实上，土耳其社群内部由于不同的宗教、种族、社会条件、教育水准等因素，本身即是一个多元而分歧的群体，实在难以一言以蔽之。而土耳其作为一个幅员辽阔[5]，涵盖不同种族、文化、宗教的国家，这样纷杂的特性当然也具体而微地显现在德国境内的土国移民群体身上。 就族裔而言，德国境内持土耳其护照者，除了土耳其裔之外，还包含了库德族、亚赛拜然族、克林姆鞑靼人、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雅兹迪人等土耳其的少数族裔[6]；就宗教信仰而言，则大多为穆斯林，其中最多为逊尼派，再来是阿列维派，什叶派则为极少数[7]；就移民者的身份而言，则有移工、学者或专业技术人员、家庭依亲或受政治迫害者等等出于不同原因而来到德国的人，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生命历程也可能极为不同。 此外，移民者由于来自土耳其各个不同区域，自然也将自身不同的生活形态和文化传统带入德国。例如：来自安纳托利亚偏远乡村的移民，其生活形态可能相对传统、保守，而来自伊斯坦堡都会区的移民，生活形态和思想则可能较为开放。而这样不同的生活形态，也可能会影响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 这种种不同的背景，皆使德国的土耳其社群有如一道光谱，光谱上的色彩往往是以“国籍”为单一参考因素的数据所无法完全呈现的。而媒体极端案例的片面报导，不但强化了光谱两极的刻板印象，也经常让在德国土生土长，能说流利德语的土裔人士感到被标签化的困扰。

 

 

移民五十载，土侨已成德国一部分

自1961年第一批土耳其客工由伊斯坦堡抵达慕尼黑以来，土耳其移民在德国的历史已走过了五十多个年头。他们曾是德国六、七零年代经济奇迹重要的幕后功臣，许多重要产业和建设，当年都有赖他们的参与才得以兴旺。BMW的生产线上一度曾有90%都是外籍劳工，其中大约四千位来自土耳其。若当年没有大量外籍劳工的投入，BMW恐怕早已陷入瘫痪[8]。 土裔族群如今早已是德国人口结构中稳定的一部分，经过几个世代的传承，现今在文学、影视、政治、体育、学术等各个领域中，皆可见到土裔人士不同于第一代移工或旋转烤肉店老板的面貌呈现，如：现任綠党党魁的Cem Özdemir、德国国家队球员Mesut Özil、导演Fatih Akin和作家Hatice Akyün等人都是绝佳的例子。

 

相较于第一代移民先锋，出生和成长于德国的年轻一代，掌握了较佳的德语能力和文化资源，透过教育的梯子向社会上层发展。他们一方面认同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德国在地身分，另一方面却也同时保有长辈流传下来的祖籍文化，这样的特质使他们以一种独特的双重文化视角来面对自己的身分和存在。在许多德籍土裔创作者（如：导演、编剧、作家、设计师）的作品中，皆能经常见到这种双重文化视角的展现。他们的作品也因此成就了一种兼具德国和土耳其元素，却又不同于两国传统创作的特殊类别。

不论透过文学、电影、艺术或是政治参与，德国的土裔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和生活。未来，我将在土女时代分享更多他们的故事，期望透过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视角，呈现出他们丰富的生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