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两国在1971年断交以后,几乎没有任何来往。故林代表于1989年首度邀请安大文学院院长Rüçhan Arık来政大访问,堪称破冰之旅。因而有1991年政大教务长罗宗涛和外语学院院长金陵之连袂回访。后来故林代表又在1993年促成安大校长Günal Akbay访问政大,并且签订学术合作协议书。
1994年7月底,我在东语系的行政工作告一段落,刚好又休假一年,于是轻松愉快地带游学团去土耳其。团员中有以林总教官士尧为首的教职员,以及包括两校签约后的第一位留学生曾兰雅在内的土语系学生。
曾兰雅目前是政大土语系系主任。
我们抵达安卡拉以后,随即去拜访我国驻土耳其办事处,顺便面谢故林代表义民对政大与安大学术合作之鼎力支持。
1993年两校签约以后旋于次年组成的“游学团”颇有“访问团”的韵味,因为团员系由教职员生组成,除观光旅游以及学生在“土耳其语文教学中心”(TÖMER)研习语文以外,还展开一连串的拜会行程。
桌巾上面写的两个字,各位会用土耳其文发音唸吗?-“九加九啦”
远在天涯海角都有“可口可乐”的踪迹,真厉害!
且让我用印有政大校徽的运动帽镇住它。
访问安大文学院,穿白衬衫的主持人是文学院副院长Zafer İlbars女士。
暑假期间,安大校长和院长都去度假了。
我也常听说美国总统去大卫营度假,甚至还可以看到他们钓鱼的照片。但是我们的官员好像都是铁打的!
院长Rüçhan Arık来访问时他刚好在政大当交换教授,对政大与安大两校间之学术合作事宜,多方奔走,贡献良多。
世界反共联盟荣誉主席谷正纲在世时,曾经邀请世界各国反共人士来华访问,土耳其正义党(Adalet Partisi)高阶人士几乎都来过,Nahit先生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台湾参访时由我陪译,后来都变成好朋友。
从行政版图方面看,我们认为她是中国人,从种族血缘方面看,土耳其政府认为她是土耳其人。
1949年大陆沦陷时,大约有五千户新疆人逃难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视她们为同胞收容之。
1971年,有十几位新疆籍高中生,以土耳其华侨的身份回国升学。Abatay是其中之一,她毕业于政治大学民族学系。
我曾经认识一位导游,很久以后他才透露说他太太是新北市新店人。我问他为何不早说,他说很多人知道以后都会问他:两人在何时、何地、如何相识?用哪一种语言沟通、太太是否信奉回教、是否还吃猪肉等一连串问题。回答起来非常麻烦。
从此以后,我也不随便和初见面的土耳其人说土耳其文,真的省却许多麻烦。
游学团除了拜会、上课以外,当然不能免俗,还去Çanakkale、Pamukkale、黑海沿岸、Kapadokya、Ankara和İstanbul等地观光旅游。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在1915年4月25日登陆达达尼尔(土耳其文作Çanakkale)海峡欧洲岸的Gelibolu半岛,意欲沿马尔玛拉海欧洲岸,经过Tekirdag,直捣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堡,但是被英勇的凯末尔击退。
这次,我们亦从亚洲岸横渡Çanakkale海峡到欧洲岸,然后沿马尔玛拉海欧洲岸,经过Tekirdağ,顺利地抵达伊斯坦堡。
英法联军做不到的,我们做到了。
抵达伊斯坦堡市区以后我们一起去拜访我岳母,他老人家看到来自台湾的青年学子,非常高兴,当晚就在自家餐厅设宴款待。
诚如高老师丽娟所言,政大与安大在1993年签订学术合作协议书以后,政大于1994年首度成立正式的游学团前往土耳其,参访行程相当紧凑,带团的我非常紧张。
因为团员包括两大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年龄、背景和需求不尽相同。有时顺了姑意,却逆了嫂意,顾此失彼,很难两全。实在伤脑筋。
而且,我是处女座,个性严谨,做事既古板又挑剔,整天板著脸,实在很难博得团员的好感。
更因为我要向学生家长负责,压力很大。因此,我的原则是:宁愿学生事后回台湾骂我,也不愿意在当地放纵、讨好她们。
看到她们尽情欢笑,我的心花亦随之怒放。
瑶瑶不在车上,没有白马马力夯,如何是好?
就此打住可乎?
再见了!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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