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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土耳其文上线 凯末尔的语言改革政策


*2015年11月发布,2021年11月更新版面

前情提要:关于土耳其语言的背景知识

现在大家所看到、所学到的拉丁字母化土耳其语,历史其实很短。在奥斯曼帝国垮台后,凯末尔为了要让国家能更进步富强,进行了一连串从上到下的改革,而其中的语言政策不只对土耳其人的教育有深远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它左右了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凯末尔的个人色彩。这篇文章将会让大家了解语言政策形成的背景、隐含的意义、以及最后让这个政策迈向高峰的「太阳语言理论」。

 

语言改革的呼吁和目的

在奥斯曼/鄂图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所使用的奥斯曼文采用阿拉伯文字作为基础,并根据自己的语言特性增加了阿拉伯文不存在的字母。同时也为了因应伊斯兰教的需求,借用了大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词汇。相较于在帝国社会位阶较低、教育程度不高的土耳其人所使用的土耳其文,奥斯曼文可以说是流通于上层社会和知识份子之间的一种语言。随着时间进化,两者差异逐渐加大。

以下是凯末尔在1924年写的日记,手写的奥斯曼文

Mustafa Kemal Atatürk'ün 20 Eylül 1924 hatıra defteri yazısı

其实语言改革的呼声早在奥斯曼帝国的维新时期 (Tanzimat;1839-1876年) 就已经有学者提出,但政策的真正落实并完全执行其实要等到共和国以后了(Öner;1997年)。1928年11月1日语言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新式的土耳其字母并在凯末尔的命令下随即通过,这项新措施在1929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从此土耳其语正式进入了新世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貌。

为了追求一个西方化的土耳其凯末尔认为语言是第一个针对的目标。他对语言发展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在历经遭受西方列强瓜分的鄂图曼帝国后,他深信如果土耳其人要建立一个世俗化和一个民族认同的国家,与伊斯兰文明紧密连结的语言就要废除,因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对土耳其文的影响在整个西化改革过程中是有害的 (Lewis;1999年)。其实这就是像是凯末尔积极地将人民从列强手中拯救出来一样,他也积极地维持土耳其语不受外来语支配的地位。

 

语言改革的内容

凯末尔推动的语言改革共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字母改革;二是语言净化运动。

所谓的「字母改革」,就是将以往奥斯曼文使用的阿拉伯文字母改成现今我们所见到的29个拉丁字母。许多人认为字母改革可改善国内文盲比例,提高识字率,而且拉丁字母有助于避免因阿拉伯字母书写所造成的意义混淆;此外,对外国人来说易于学习外,也创造出正面的国家形象,让西方世界看到从一次大战以后残破不堪的土耳其变成一个逐渐受人尊敬的文明国家。

Sivas Turkish alphabet

然而,对于持反对意见的人来说,字母改革等于是逼迫人民丢弃了自己的历史资产,使得新世代无法阅读奥斯曼时期的古籍,也无机会认识帝国时期的重要文明和思想,而这也是凯末尔为了要达成国家西方化、现代化、世俗化和民族化的一种手段 (Çolak, 2004; Doğançay-Aktuna, 2004; Johnson, 2004; Cemiloğlu, 2009)

除了字母改革,接下来凯末尔要进行的是「语言净化运动」。语言净化运动由土耳其语言协会 (The Turkish Language Society, Türk Dili Kurumu)为主要执行单位。其任务就是废除土耳其文中的外来语规则、废除借自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词汇,并由土耳其学者自行发明或是从古突厥文献、甚至是中亚突厥民族使用的词语代替。也就是说,在语言净化运动下所使用的词汇都必须是不受到外来语影响,最纯净的「纯土耳其语」(Pure Turkish, Öz Türkçe)。例如:「kalem (笔,源自阿文)」在语言净化运动下采行的词汇有yağuş, yazgaç, cizgiç, sızgıç, kavrı, kamış, yavuş等字;此外,替代「hikâye (故事,源自阿文)」 的纯土耳其语字汇有erteği, höçek, ötkünç, sürçek等26个;又如「hediye (礼物,源自阿文)」 的纯土耳其语字汇有açı, ertüt, tanşu, zını 等77个 (Lewis, 1999)

Meeting of the Turkish Language Association, 1933, Dolmabahçe Palace

土耳其的学者们也发明「字根」,来表达同类的词汇,例如 -men/-man表某个社会群体,像是öğretmen (老师)、okutman (讲师)、seçmen (选民) 等;-ev/-av 表示从动词转换而成的名词,例如görev (任务)、sınav(考试)、söylev(演说)等;-sel/-sal则是指从名词转换至形容词的词汇,如dinsel(宗教的)、 örgütsel(组织的)等。

这种自创或是从突厥民族口中借用的词汇,有些成功地进入了现代土耳其语的常用字,而有些因太过冷僻而淘汰。但不论如何,语言净化运动体现出凯末尔在语言上的世俗化,让新土耳其语一点都看不见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痕迹;同时也凸显了语言上的民族化,让土耳其语摆脱外来语的影响,完完全全成为专为土耳其人使用的土耳其语。

 

语言净化的极致:太阳语言理论

为了要让语言净化运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1930年代开始,凯末尔政府积极地研究一套理论,并以奥地利语言学者Hermann F. Kvergic的著作《土耳其语中的心理学因素》作为理论基础,发展出一套能为其语言净化运动正当化的说法。简单来说,这套「太阳语言理论」将土耳其语的地位再度提高,认为世界上人类的所有语言皆源自于土耳其语,所有的语言皆从土耳其语的字根变来的。

那么,为什么又要以「太阳」作为一种象征呢?原来这个理论认为, 最初人类语言的发展是从原始人在抬头往天空看到太阳时所发出的「啊」声开始,而这个「啊」声也是土耳其语最基本的声音,又因这个声音是看到太阳时所发,因此其原本的意思除了表示太阳之外,也可代表阳光、温暖、权力、生命、高度等等的衍生义。

而「所有语言皆源自土耳其语」的这个重要论述后来也提供学者在进行语言净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依据。我们来看看土耳其学者们又是如何根据太阳语言理论来进行语言净化的:例如,geometri (地质学) 这个字根据土耳其学者的说法,这个字是源自古突厥文,当中的字根ge- 并非西方学者所说是从希腊文字根ge- (表地球、地面)而来,而是从突厥文字跟ge-(表广泛)衍生过来的,所以这个字是土耳其文。又如,elektrik (电)这字其实是借自法文,但土耳其学者说这个字是土耳其文,因为它是从维吾尔语中的yaltrik(闪光)衍伸而来的。或是botanik (植物学)这字一样借自法文,但土耳其学者根据太阳语言理论解释,这个字是从土耳其文bitki(植物)演变成的。而其中较为著名的例子是位在南美洲的「亚马逊(Amazon)」这字,根据土耳其学者所言,这也是源自土耳其文,因为Amazon其实是"Ama uzun" (可是好长啊) 两字连音而成的。(Lewis, 1999; Öner, 1997; Johnson, 2004)

TurkishVocabulary.png

也许你们看了会觉得好笑,也会觉得似乎有那么点荒谬,从这些例子看来,语言净化运动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那么,为什么这个运动到后来却演变成这样呢?其实在学者自创词汇或从古籍中寻找替代字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不可能将所有的词汇土耳其化,因为有些特殊领域的单字是源自西方科学,以往的突厥古籍或是突厥民族口语中不可能会有同等概念的词汇,例如刚刚提到的geometri (地质学)和 botanik (植物学)。然而,又为了要维持语言净化运动的原则,得使用纯土耳其语,因此他们才发展出这套必须说服大众、但相对也是自欺欺人的一套「理论」。

的确,在凯末尔执政后期,这套理论对于当时的土耳其语言政策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为了能够持续世俗化、民族化等等的意识形态,学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将所有词汇土耳其化。面对这样的「假科学」,相信有些学者早已意识到了,并认为语言净化运动是不会成功的。果不其然,在凯末尔去世后,这套理论自然而然也就无疾而终了。

 

参考资料

Cemiloğlu, D. (2009). Language policy and national unity: The dilemma of the Kurdish language in Turkey. (Senior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Çolak, Y. (2004). Language policy and official ide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0(6), 67-91.

Doğançay-Aktuna, S. (2004). Language planning in Turkey: yesterday and tod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65, 5-32.

Johnson, A. (2004). The road to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and the rise of Turkish nationalism (Master’s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Lewis, G. (1999). The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A catastrophic succ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Öner, M. (1998). Türkiye Cumhuriyeti’nin dil politikaları üzerine bir değerlendirme. Atatürk Harf Devrimi ve Türk Dünyasına Yansımaları Sempozyumu (27 Ekim 1998),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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