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Ankara）我家附近，有一個市集，每周二和周六是菜市場，而每個月的第二個周日則搖身一變，成了骨董與二手商品市場。骨董市集琳瑯滿目，常見的有一九七○、八〇年代的家用品，鍋碗瓢盆、老式電話、轉盤唱片機、黑膠唱片、照相機、燈具、玩具、畫作、相框、海報、底片與舊照片等。有一次，我在翻看那些泛黃的照片時，無意間發現了一張特別的明信片。
那張明信片的背面，鋼筆字跡已經由黑褪成灰，上面寫著：「值此佳節，從我內心深處祝福歐克泰一家快樂成功，並請（為我）親吻孩子們。蕾拉敬上。」正面則是伊爾馬茲・古尼（Yılmaz Güney）被捕時戴著手銬的照片，這張明信片瞬間喚起了我塵封的記憶。
伊爾馬茲・古尼（Yılmaz Güney）
1937－1984，庫德裔土耳其演員、導演、作家、詩人，曾捲入多起政治、謀殺罪入獄，爭議不斷，卻是首位拿下坎城金棕櫚獎的土耳其導演。
Yılmaz Güney (cropped), Fair use,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看過的第一部土耳其電影，就是古尼執導的《自由之路》（YOL），那是讀大學時，在台北金馬國際影展觀摩場看的一部片，現在已想不起當初為何選這部電影，也許是熱門片買不到票，也或許是被那三個簡單的英文字母「YOL」所吸引。誰能料想，那部電影之後，我的人生會出現一位土耳其男人，我們在美國相遇、相知，攜手走在人生崎嶇難行的道路上。
舊貨攤老闆一看我是外國人，便熱情推銷：「這個古尼在我們土耳其可是鼎鼎大名的作家、演員、導演，他是共產主義者，是列寧主義信徒呢！」
《自由之路》留給我極深的印象，故事講述接近節慶之時，五名服刑中的囚犯因表現良好，獲准回家探親一周，節後再返回監獄。當時我邊看邊納悶，這是什麼奇葩國家，犯人竟能回家過節？
YOL在土耳其語中意指「道路」，但片中角色們的人生之路，受制於家庭、教育、社會與意識形態，幾乎毫無選擇可言。導演古尼說，劇中角色皆來自他身邊的真實人物。原始劇本有十一名囚犯，因預算限制縮減為五人。中文片名《自由之路》實為一種反諷，卻也恰好寫照了古尼一生的歷程。
他出身於庫德族工人家庭，成長於南方棉花產地阿達納（Adana），高中時在電影院打工送片，後來考上伊斯坦堡大學，但經常曠課看電影。他高中時便開始在報上發表詩作，風格左傾。進入影壇後，用攝影機描繪基層百姓的勞苦現狀，被當局視為共產主義喉舌，入獄成了常態。
《自由之路》的劇本即寫於牢中，他無法親自執導，初由他人代拍，但他不滿意。後來由長期夥伴謝里夫．格倫（Şerif Gören）接手才完成拍攝。更戲劇化的是，古尼竟成功越獄，帶著拷貝逃往瑞士，後來在巴黎完成剪接與後期。
《自由之路》在1982年坎城影展榮獲金棕櫚獎（Palme d’Or），是土耳其首度獲此殊榮，且由評審團一致通過。盡管榮獲大獎，在當時軍政府專政下，片子被禁播，因為片中有庫德語、提到庫德族獨立等敏感內容，禁令長達17年。片中配樂由知名音樂家祖魯夫．利瓦內利（Zülfü Livaneli）操刀，他為躲避政治迫害，還用了化名。
以下為IMDB內坎城影展的照片
我以15里拉（約50美分）買下那張明信片。為什麼蕾拉會用古尼戴手銬的照片作為賀卡？我丈夫說，在1980年代，報攤常賣這種照片，有人賣，自然有人買。蕾拉為何購買？也許她是庫德族，當時庫德語遭禁（就像昔日的台灣，在學校講台語會被罰款），她或許藉這張照片表達無聲的抗議。又或者她不滿軍人專政，用照片作為政治聲明。在那一刻，古尼儼然成為土耳其的切．格瓦拉（Che）。
古尼在得獎後兩年即因癌症病逝於巴黎，享年47歲。他的一生，比起他所拍的電影，更加戲劇化。
《自由之路》的故事其實還未結束，生前，古尼與瑞士製片公司為片權歸屬爭執不休；死後，他的遺孀更與製片公司對簿公堂。期間製片公司宣告破產，讓訴訟變得更加複雜。
電影夢，說起來簡單，做起來，真難。（寄自紐約）
附註：本篇轉載自 世界新聞網
